“医生！”
我边按母亲床头的铃边冲着外面喊，后来干脆跑到走廊，冲到医生办公室。
很快病房里边聚集了医生和护士，主治张大夫细致地检查了一番，只说我出现了错觉。
他说母亲依然在昏迷中，我恳切地请他再确认一次。
张大夫有点不悦，但还是边呼喊母亲的名字，边压迫眶神经，观察母亲的反应。
最后大夫冲着我摇了摇头，说希望家属可以多和她交流，试一试能不能尽快唤醒她。
母亲的病房在12层，医生和护士走了之后，我站在窗口，对着楼下摇曳的树流了一会眼泪，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。
对于“林平”是谁我只是怀疑，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证据，当务之急是唤醒母亲，如果母亲能醒来，我们也许可以直接去辉志家确认真相，还可以指认车祸的真凶。
我决定给母亲读她自己的日记，从最早的开始。
回到家中，我费力地从顶柜上取下那个装日记的大箱子，里边是大大小小各种款式的日记本。
我从最左边翻起，看到一本日历，是1980年的，上面夹着编号“1980”，我知道这个数字是母亲日记的写作年份。
日历64k大小，一天一页。纸张是白色的，工作日上面写着黑色的字，周末和节假日的字是红色的。材质薄到透明，可能年头长了，还有一些发硬，看起来稍微一用力就会撕碎。
这本日历当年翻页应该是用镊子夹着的，有着明显的夹痕，顺着夹痕前面几页已经翻卷了起来。
我如同捧着最珍贵的文物，小心翼翼地翻开日历，发现前面有的页码被随意撕掉了。从七月份开始，有的日历纸上开始有油笔写上去的字。
字迹经过多年变浅了很多，但还能认出内容。我找了一个塑料袋把日历密封起来。
挨着这本日历的是一沓子烟盒，有“官厅”，还有“大前门”等，正面花花绿绿的，上面用线绳装订着，背面以日记的形式写着字。
一直到标着“1984——1985”字样的地方，才有一个真正称得上“本”的东西，那是一个薄薄的工作日记。
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可以苏醒，就先把前面的日记都打包好带到了医院，放在了床头的柜子里。
白天上班，谢姨帮忙照顾母亲，节假日和晚上除了有晚夜自习，其余的时间我一直陪在母亲身边，困了就在母亲身边的躺椅上睡觉。
和辉志的恋爱隔着住院部和病房，转到了线上。
一方面我俩工作繁忙，另一方面可能彼此心里都有了疙瘩。
于我是因为怀疑他父亲而感到不安，于他，可能因为有一个观望事态发展的母亲在耳边吹风，我们见面联系越来越少。
倒是秦朗时不时发信息来问我和母亲的近况，偶尔我会把工作和生活的烦恼和他抱怨几句，最后以快乐结束。
可能女孩子没有人能拒绝一个像他那么能恶搞的男生调侃式的善意。
工作，偶尔联系朋友，剩余的时间我都用来整理母亲的过去。
病房里有人我就拿出那些日记拍照归类，人少或者没人时我就拿出手机，把整理好的日记轻轻读给母亲听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天气也越来越热。再在躺椅上睡觉时，穿着越来越单薄，翻身时我仿佛听到肋骨与椅子摩擦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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